錢從哪來?無論是對于貧困戶還是各級政府主管部門，這都是光伏扶貧項目相關方最為關注的問題。早在2013年，金寨就第一個吃起了螃蟹。“最初，我們建了一個15萬千瓦的地面電站，運行以后，縣里覺得電站一次建成，發電收入可以持續20多年，這完全可以用于扶貧。”金寨縣發改委主任李成松告訴記者，金寨縣依托地面電站的建設基礎同企業進行合作，“當時主管領導的想法很簡單，企業出一點錢，政府籌一點錢，老百姓自己再拿一點錢，每戶建一個3-5千瓦的小電站，每年收益也有三四千元。”
有了這樣的初步想法，金寨縣綜合考慮光照條件、籌資能力和貧困戶安裝條件等因素，最終設計確定戶用光伏電站裝機容量為3千瓦，并在全縣挑選出8戶人家作為試點。這便成了光伏扶貧最早的雛形。
但欲速往往不達。在一份份扶貧電站建設要“加快推進”的通知中，對工程質量也都做出了相應要求：要“高標準完成”，要“提進度、保質量”。政策制定方也在平衡著“快”與“好”的微妙關系。扶貧電站能夠成為精品工程固然令人欣慰，然而，如果為了“趕時間”，強行“超車”，工程質量下降的風險又該如何控制?“加快建設”有文件，“保證質量”誰督責?若治愈趕工期導致的工程質量“后遺癥”，需花費大量物力財力，那搶來的高電價是否得不償失?
誠然，電價下調的背后是行業快速發展帶來的成本降低。經過多年發展，無論是裝機容量還是以光伏組件、逆變器等設備規模來衡量，我國光伏行業都已經躍居世界首位。“十二五”期間，我國光伏電站系統成本已降至約7元/瓦，光伏發電成本總體降幅超過60%。市場活躍，成本下行，電價走低，本是幸事。
但同時，光伏扶貧的特殊使命和公益屬性卻不容忽視。與資本的蜂擁而入相比，支撐扶貧電站平穩上馬的是政府扶貧資金;與多元資產在握的業主相比，扶貧電站多歸屬于還在貧困線邊緣掙扎的村集體和貧困戶。作為十大精準扶貧工程之一的光伏扶貧，背負的是“十三五”期間16個省、471個縣、約3.5萬個建檔立卡貧困村、200萬建檔立卡無勞動能力貧困戶(包括殘疾人)每年3000元/戶的增收任務。
脫貧攻堅該不該有“綠色通道”?扶貧電站能否有個“地板價”?消滅貧困的公益事業與追逐利益的商業行為能否“區別對待”?
事實上，目前在電站指標下達的過程中已經為光伏扶貧電站劃定了“特區”，即一般商業性電站不得占用扶貧電站的建設指標。既然“身份甄別”工作已在推進，電價政策“因人而異”的基礎已經建立。在財政資金可負擔的范圍內，扶貧電價的調整周期能否適當延長?電價下調的幅度能否相對減小?畢竟，賦予扶貧電站相對穩定的電價政策才能筑牢扶貧工作的決心和信心，才能讓貧困早日遠離不堪重負的百姓人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