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前，煤電超低排放與光伏補貼新政先后成為輿論熱點，似乎是一場擦肩而過的偶遇，卻在預示著一個時代的更迭。
據媒體報道，我國煤電超低排放和節能改造“十三五”總量目標任務提前兩年完成，已建成世界最大的清潔煤電供應體系。
而光伏新政則是，國家能源局召集相關企業舉行座談會，透露今年我國光伏發電建設管理工作將有重大機制創新，重點是 “量入為出”，以補貼額定裝機量。
前者是以環保約束倒逼傳統煤電自我更新升級，后者是以政策引導新能源自主更新升級，目標都指向一處：能源的清潔化和革命化。
眾所周知，長期以來，我國電源結構以煤電為主，這既是能源自然稟賦造成的客觀現實，又是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迫切需要。實踐證明，作為我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能源支撐，以及國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柱，一直以來，煤電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。
然而，隨著能源革命不斷推進，以及藍天保衛戰逐步深入，綠色發展理念已深入人心。煤電首當其沖，一度成為眾矢之的，被貼上了“污染大戶”的標簽。
盡管很多人不明就里，人云亦云，但畢竟煤電是“排放大戶”，所謂量大空間大，意味著還有進一步減排的裕度。
實際上，能源清潔化并非去煤化。此一觀點經過激烈碰撞、仔細甄別后，已經在我國電力業界形成廣泛共識。與德國、日本不同，圉于我國國情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，煤電仍然將是主力電源之一，只不過所占的比例會逐步下降。
于是，超低排放就成了煤電機組清潔化必須勾選的單選題，且所占“分值”越來越高。因為只有排放指標越來越好，煤電機組才能在未來的電力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。
就燃煤機組整體效益而言，超低排放是把“雙刃劍”。能源清潔化必然青睞排放指標優秀的燃煤機組，而電力市場化自然選擇成本低、效率高的燃煤機組。要平衡好兩者關系，既要依托政策層面支持，還要依靠網源協作、技術升級機制配套，更要煤電主體統籌謀化、優化系統。
如果說燃煤機組超低排放措施是一次發電成本由低向高的轉變過程，那么，光伏補貼新政則是一次促進發電成本由高向低的轉變過程。
去年光伏電價退坡政策出臺，頃刻間讓光伏業界哀鴻遍野，幾欲退場。今年一系列光伏新政或出臺，或擬將出臺，皆透露出清晰、明確的信號，就是積極、穩妥地推進光伏產業發展，這也使得光伏行業終于平抑了狂亂的心跳，長舒了一口氣兒。
不過，無論是去年的光伏電價退坡機制，還是今年的補貼新政，其目的只有一個：讓光伏產業強身健體，早日擺脫對補貼的依賴，最終實現電價與傳統電源平起平坐。
其實，煤電機組超低排放也好，光伏補貼新政也罷，都是兩種電源形式自我進化升級過程中的階段性事件，遠沒有固化定形。但是，如果將它們放在中國能源變革生態中對比觀察，那么，就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：某種程度上，兩者似乎正在相互交接、互換角色。
光伏產業正在逐步去補貼化，而煤電因節能減排可能會拿到更多的補貼；光伏發電成本日益下降，而燃煤發電成本水漲船高，引起的連鎖反應是，光伏發電的電價趨降，而燃煤發電的價格趨升。
此消彼漲中，我國的能源發展格局、電力發展理念、電源組成結構，已悄然發生改變。煤電機組超低排放和光伏補貼新政這兩件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件，卻同時觸發了一場蝶翅效應。
當兩者電價最終處于同一水平線時，必然將是一場美麗的邂逅。當然，這一過程路阻且長，不僅需要政策的佑護，而且需要市場的發力。
